孔宪权，原名孔权，1911年2月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加入当地农民武装，1930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8月经黄克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一至五次反“围剿”，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小团团长。曾当过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传令排长，长征途中任红三军团四师侦察参谋、红三军团十二团作战参谋。在他不平凡的革命生涯中，曾因喝酒误事被彭德怀撤掉传令排长职务，因身经百战出生入死被胡耀邦、杨勇、苏振华、黄克诚等称为“打不死的程咬金”，因负伤流落遵义被当地群众当作能救死扶伤的“红军菩萨”，因担任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被邓小平称为是该项职务的“最合格人选”，因经历奇特被美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纽约时报》原副主编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所撰的名著《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中推崇有加，这使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偏爱杜康——被彭德怀撤掉传令排长职务

孔宪权家境贫寒，“穷得裤儿都穿不起”，“当红军，为的是找口饭吃。那时，我看彭德怀的兵一个个肚皮吃得鼓鼓的，我就跟到他们当兵的。”“后来我入了党，当了官，才晓得红军是工人农民的队伍，要解放全中国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实现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田种、人人有衣穿、人人有房住、人人吃饱肚。”①参加红军后，孔宪权身经百战，机智勇敢，多次出生入死，一回回与死神擦肩而过。孔宪权一生参加的战斗中，最值得他骄傲的战斗是1930年12月30日在江西永丰县打的龙冈之战。这一仗，红军打败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十八师，活捉了该师师长张辉瓒，取得了反第一次“围剿”的大胜利。

 孔宪权上学不多。在苏区的一次战斗中，他率一连官兵在前线浴血奋战。危急关头，传令兵冒着炮火把撤退命令传到阵地上。孔宪权接过命令一看，是一个“撤”字。但孔宪权不认识这个字，便想当然地认为团长叫部队死守。于是，杀红了眼的孔宪权带领官兵继续和敌人展开搏斗。战斗结束，这个连只剩下他和两名战士。孔宪权因此被革去连长一职，下到班里当一名普通士兵。

孔宪权喜欢喝酒，也曾因此贻误过军机。在他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传令排长时，有一天上午，彭德怀命令他下午三点传令一支部队出征。中午孔宪权喝酒醉了，便蒙头大睡，一觉醒来，早已过了三点，“彭德怀马上把我叫上去，骂得我狗血淋头，当即撤了我的传令排长。”到了晚年，孔宪权依然保持着喝酒的爱好，每天都要喝上二两包谷烧。五十年后，在他所写的文章《四渡赤水的回顾》中，还记忆犹新地提到红军长征时喝酒的笑话：“当时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喜欢吃雪茄烟，那天他去茅台酒厂，在缸子里用瓢舀了二瓢半酒来喝，喝醉了，一星期没有吃东西。我们红军用茅台酒擦脚也有这回事，因当时战士们脚走痛了有的肿了，就用茅台酒擦一擦，活血止痛。”

红军渡过湘江进入贵州后，已担任四师侦察参谋的孔宪权任务更为艰巨。每天他都得远远地走在部队前面，侦察地形，了解敌军部署，估量路途中高山和江河的艰难程度。他有时穿军装，但更多的是穿便服，尽量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孔宪权是在湖南出生和长大的，在与湖南毗邻的贵州省，他只要一开口，人们就会发觉他是“外乡人”。在湖南，他可以和大家一样用扁担挑东西；而现在，来到贵州境内，他必须象贵州人一样地用背篓背东西。如果他“露了馅”，就会被抓去枪毙。尽管这样，他还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为部队进军贵州探明了通道。

鏖战娄山——被苏振华、杨勇、黄克诚等称为“打不死的程咬金”

1935年2月长征途中，为了摆脱敌人的尾追堵截，毛泽东和中革军委选择了王家烈的“双枪兵”不堪一击的弱点，毅然从云南扎西挥戈东指，回师贵州，二渡赤水，发起了桐遵战役。中央军委把夺取娄山关的主攻任务交给红三军团，要求在二月底以前，一定要夺取娄山关，打下遵义城。军团首长又命令红十二团、十三团为先锋。此前，孔宪权在红三军团四师任侦察参谋。扎西改编后，取消师的建制，充实战斗部队，他下到十二团任作战参谋。战前，孔宪权带侦察员抓获几名守关敌军舌头，为军团夺关提供了敌情部署。

2月26日，在娄山关战斗中，孔宪权率突击队攻打娄山关南侧的黑神庙敌旅指挥所。突击队冲到距黑神庙还有百把公尺的地方时，敌人从遵义板桥来的援军赶到了。敌人见红军为数不多，尚未站住脚，立即发起猛烈的反扑。突击队利用敌人在公路上挖的战壕、砍倒的大树作为掩体进行抵抗。排长宋福朵在公路的右侧，孔宪权在左侧指挥战斗。他挥起十响的“连珠匣枪”，身边的通讯员小谭端起冲锋枪，一起向敌扫射，一连打倒了十多个敌人。但敌人仗着人多弹足，不等红军喘息，又组织第二梯队进攻。杀红了眼的红军战士，挥舞马刀，冲出战壕，同敌人展开了肉搏。眼见战士们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孔宪权再也按捺不住愤怒的心情，站起身来用手枪射击敌人。突然感到身子往右倾斜，一下子失去了平衡，摔倒在地上。孔宪权左腿胯骨中了敌人的6发机枪弹，被打穿12个枪眼。这时，敌人哇里哇啦地喊叫着冲上来了。孔宪权一个翻身滚到路边的水沟里，强忍着剧烈的疼痛，趴在水沟里，用十响的“连珠匣枪”又撂倒了几个敌人。在孔宪权八十发子弹都打来只剩下三发的危急的关头，二营营长邓克明带着大部队赶来了。他一面命令部队正面狙击敌人，一面命令担架队将孔宪权抬下阵地去包扎。

担架队将孔宪权抬到娄山关北面的南溪口战地卫生所时，由于他的右腿胯骨被打碎，伤势很重，流血过多，嘴唇干缩，冷得牙齿嗑牙齿，浑身直打颤，一阵阵剧烈的疼痛，头上豆大的汗珠直往外冒。当时没有什么止痛药，卫生员见他痛得厉害，倒了一小铜杯吗啡水给他喝，作为麻醉止痛。尔后，他被送到遵义城内的天主教堂。那天晚上，这座旧教堂中挤满了伤员。红三军团第十三团总支书记、当时年仅18岁的胡耀邦和他的宣传队在遵义城不远处待命，准备进城帮助维持秩序。一群低空飞行的国民党飞机吼叫着俯冲下来，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右臀部，造成重伤，与孔宪权一起住进这座旧教堂接受治疗。医生用“鸦片水”作为麻醉剂作了手术，为孔宪权取出了几小块被打碎的骨头。1984年6月14日，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采访当时与孔宪权同室疗伤的已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时，胡耀邦还清楚记得：“孔宪权害得我们一夜睡不着。他一直喊杀！杀！杀！这是红军战士向敌人发起冲锋时喊的口号。②”

几十年后，当年和孔宪权一起经历娄山关这场生死鏖战的战友，包括胡耀邦、黄克诚、杨勇、苏振华等老一辈的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无论是见到孔宪权还是闻讯孔宪权还健在，都惊奇地称他“真是打不死的程咬金！”

流落遵义——被老百姓誉为“活着的红军菩萨”

在长征中，红军总政治部对伤病员的安置规定是：“团以上干部，抬着随部队进退；营以下伤病员就地安置；团以上伤病员实在无力随部队进退的，留300块大洋、一名卫生员、一名通讯员，就地找群众掩护。”孔宪权当时只是营级军官，而且伤势严重。但因为他以胆大勇敢而出名，所以给予他特殊的待遇，红军用担架抬着他走了两个多星期。

  1935年3月29日，孔宪权随红五军团和中央军委三局到达贵州省毕节地区黔西县岚头街上，驻扎在宋家大院。当地财主宋少前比较开明，他家开有一间中药铺，不仅为红军治疗伤病员，而且主动拿出粮食供给红军和散发给穷人。因孔宪权的胯骨被打碎了，伤口不愈合，红军不得不将孔宪权留下来，与王正江、肖树云、王树云等红军伤员留在岚头一带养伤。红五军团领导写了一封信给宋少前，要求他保护好红军伤员。③ 红军再次让孔宪权享受了团以上伤病员的待遇，把他寄托在宋少前的家中养伤，给孔宪权留下了300多块银元的生活费和所需药品的单子，并留下一位医生为他治伤，留下一位叫龙仕文的红军通讯员护理孔宪权，红军还给医生和龙仕文留下了一些银元作生活费和药费。而在当时，普通红军伤员留下来一般只发10至15块银元。把孔送到财主家的红军战士，将财主的一间房子拍了照，对财主说：“你要负责这个人的安全，把他保护好，我们会感谢你的；如有差错，唯你是问。别忘了，我们有照片，我们会回来检查你的。”而那个收留孔的财主对红军本身就有好感，因为他觉得红旗是交好运的兆头，便精心将孔宪权保护起来。在养伤期间，孔宪权终日躺在两块门板拼起来的床上，为了孔宪权大小解，医生和护理他的红军战士就在门板上戳了一个洞，在这样简陋的床上，孔宪权整整躺了20个月。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形势好转，时任贵州省主席呼吁所有红军战士从隐藏处出来，保证赦免他们。这时，孔宪权的卫生员、通讯员已不知去向，孔宪权要离开宋财主家，准备去找自己的部队。但是，宋少前不放他走。他说，“三、四年后假如红军回来了，你不在这里，怎么来证明我保护你不受伤害呢？”孔宪权只得打消了去找部队的念头。

  伤愈后，左脚短了近10厘米的孔宪权流落乡间。在遵义县枫香镇一带，孔宪权曾经挑着货郎担，走村串寨“卖点针头麻线”，也当过泥瓦匠，被人称为“跛子瓦匠”。孔宪权年幼时读过一年半的私塾加上在部队的学习，有一点文化底子，他在四处“帮工”做泥瓦匠时，一边帮当地乡民打官司，写诉讼状，他直率与敢说的性格，在十里八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听说“那个跛子瓦匠”是红军，当地乡民们都把他看作“活着的红军菩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和孔宪权在纪念馆共事过的纪念馆研究员、作家石永言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对此作了这样精彩的记述：当年孔宪权生活在枫香一带的乡民，闻说他是红军，便将他穿过的草鞋要走，拿回家给生病的人烧成灰吞服。也不知治好没治好过患者？后来，孔宪权穿过的草鞋拿光了，便来讨他穿过的布鞋，布鞋讨光了，又来要他穿过的破衣，举凡孔宪权用过的东西，乡民们都要去烧成灰烬，用水吞服，驱魔祛病……

参加工作——被邓小平称为“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最合适的人选。”

  1950年的一天，孔宪权不经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贵州省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的名字，他赶紧给当年自己所在的团的首长杨勇和苏振华写了一封信。杨、苏给孔回了信，因不了解孔留在遵义后的变化，称孔为“先生”。苏振华在回信中十分惊喜地说：“没有想到你孔宪权还活在人间。”黄克诚大将在《我对长征的回忆》一文中写道：“第十二团政治委员钟赤兵和参谋长（误，应为作战参谋）孔权，都在娄山关战斗中负了重伤，腿被打断。当时部队中没有麻醉药品，钟赤兵硬是咬紧牙关锯掉了一条腿，最后随部队坚持到达陕北。孔权当时留下来就地寄养，以后就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全国解放以后，我突然接到了孔权的来信，知道他还活着。孔权在信中表示，虽然身体残废了，但还可以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要求组织上考虑分配他工作。我把他的来信转给了有关部门。”黄克诚还出具书面证明，为孔宪权恢复了党籍。同时，遵义地委组织部长耿焕明、仁怀县委书记杨用信等知情人也对他进行了推荐。中共遵义地委经过考察，任命孔宪权为第七区副区长，参加第七区接管、建政。当遵义地委用当时遵义唯一的一台美式吉普车到枫香去接孔宪权，并宣布任命他为枫香区区长时，从未见过如此场面的乡民们大吃一惊，一个泥瓦匠突然一下变成了区长，他们把孔宪权简直看“神”了。

  1952年，孔宪权担任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委员会秘书，参加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建馆筹备工作。由于遵义会议纪念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21个革命纪念馆之一，既无经验可借鉴，也无样板可模仿。孔宪权等首先根据文化部指示精神，开始对会址和环境进行了保固性修缮和清理，同时派员着手征集红军长征在贵州的文物、资料。1955年2月，省文化局批复遵义市图书馆副馆长孔宪权兼任遵义会议纪念馆第一任馆长，并刊发戳记，正式成立筹备处；1955年10月1日，筹展工作基本就绪，会址开始半开放，一边供有关领导审查，一边接待有组织的中、小学生参观。为了进一步充实陈列展出的文物、资料，搞好宣传教育与科研工作。筹备处从1956年开始，连续三年派出专业人员爬山涉水，不辞辛劳，沿着红军长征在贵州的路线，用10个半月的时间，完成了44个县（市）及川南、滇东北5县的征集采访任务，比较全面地掌握了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路线和战斗情况的资料，征集文物1286件。1957年7月，遵义会议会址正式对外开放，工作人员包括通讯、勤杂共为10人，下设总务组、群工组、征保组、研究组。任职期间，孔宪权为纪念馆征集革命文物、搜集历史资料作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现在纪念馆收藏的历史照片，大多为那时所拍摄。

  1960年6年，在孔宪权协调指导下，纪念馆业务人员根据30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编写的《红军长征在贵州》一书，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是红军长征所经过的省份中最早整理出版的一本书，也是建国后继195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一书后，国内第二本关于红军长征的书。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0处，遵义会议会址为其中之一。1964年2月，会址进行全面大维修，在保证外形恢复原状的原则下，采取整体脱落，原状安装，重新修复的方法，对会址内陈列重新进行了布置。并根据调查材料，在会址楼下复原陈列了作战室、参谋人员住室、警卫班室。在跨院，复原陈列了朱德、周恩来住室及警卫班室。同时，把会址东侧原房主晒酱台旁的小楼，恢复为电台室和电台工作人员住室。

  在纪念馆工作的那段时间，孔宪权十分繁忙，几乎每天都要去为青少年和解放军官兵讲革命传统，城区所有的中小学校都请他作过报告。1958年11月，邓小平到遵义参观纪念馆时，看到纪念馆取得的显著成绩，高兴地对孔宪权说：“你是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最合适的人选。”1958年，孔宪权到北京，先后到朱德、彭德怀、胡耀邦等领导同志家中作客，逗留一个多月。在他的努力和争取下，1964年11月，毛泽东主席为遵义会议纪念馆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这是解放后毛主席为革命纪念旧址唯一的题词。

经历文革——被胡耀邦所开的玩笑不幸言中

  孔宪权与胡耀邦是湖南浏阳老乡，两家离得很近。红军在遵义期间，两人受伤后曾一起在遵义老城天主教堂内接受治疗，关系密切。1959年，胡耀邦来遵义时，两人曾和青少年一起植树造林。胡耀邦和孔宪权开玩笑说，你孔宪权不要成为孔老二哟。孔宪权也回应说，你胡耀邦可不要当胡宗南哟。

  孔宪权生性直率，对事对人敢于直言。1964年，纪念馆进行大规模的修缮和改造，当时省里一位领导同志，主张将当年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会议室“扩大”，孔宪权就是不答应，他坚持“这是文物，我们要尊重历史。”和这位上级领导发生了争执，加上平时他对一些人、事多有得罪，1965年11月，孔宪权被“请”出纪念馆，出任遵义市保健院院长、支部副书记。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全国连续三年大面积遭受自然灾害，遵义也自然未能躲过这场劫难。在那个“饿饭”年月，当时孔宪权也是儿女一大家人。眼看着嗷嗷待哺的孩子们忍饥挨饿，孔宪权实在于心不忍，于是就在纪念馆后面（今会址后花园）一块未开垦的土地上，带着一家老小，挖土种菜。因孔家劳力多，加之勤于耕耘管理，那一年，他们所种的各类蔬菜都获得大丰收。种的白菜南瓜堆在屋里吃不完，于是左邻右舍的人看见后硬要买去充饥。后来“反右倾”时，孔宪权为此差点挨整，被不点名地列为“搞资本主义行为”。只因为是老红军，才一次次侥幸过关。

  文革中，由于孔宪权曲折复杂的历史经历，他成了被“深挖”的对象，成了“叛徒”、“走资派”、“老右倾”三料货。理由很简单：“红军部队留下的卫生员、通讯员都不在了，为什么你孔宪权还活着？”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孔宪权竟然被胡耀邦以前所开的玩笑不幸言中。造反派们说：谁叫你是孔丘的七十多代孙，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矮小瘦削、拄着拐杖一颠一跛的孔宪权，被“造反派”用木棍、钢钎押着，胸前挂着写有“投敌变节分子”的牌子，从大街上走过。“造反派”高呼“打倒、打倒……”的口号，而孔宪权则用右臂挥动着高喊“毛主席万岁！”

恢复待遇——被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所撰的名著中推崇有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孔宪权才算真正得到他应有的待遇。中共遵义地委召开大会，为孔宪权等30多位同志恢复了名誉。以后，地、市一些对内对外的相关接待活动，也常常邀请孔宪权参加。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孔宪权去世，他先后接待了美、欧、日等国家的作家和外宾，受邀为他们讲述关于长征的史实和红军的故事。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对孔宪权其人其事更是推崇有加，在他享誉全球的名著《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一书中，多处写到了孔宪权。党推翻了强加在孔宪权身上的一切不适之词，彻底恢复了老红军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孔宪权精心保存的红军文物，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六集团军征集去存入军史陈列馆。1988年11月7日，78岁的孔宪权去世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自发了唁电，“对长征老战友孔宪权同志的逝世深表哀悼。”同时，全国七大军区也发来唁电表示哀悼。

  今年8月1日第79个建军节之际，共和国大将黄克诚的女儿黄梅参加开国元勋子女“情系长征路革命老区万里行”活动来到名城遵义。在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黄梅特意向解说员打听遵义会议纪念馆第一任老馆长孔宪权的情况，遵义会议纪念馆很快联系到了孔宪权的后代。当天晚上，两位老红军的后代在遵义宾馆亲切相见，黄梅激动地对孔宪权的三儿子孔庆堂、女婿陈瑛说，我父亲生前经常提到孔宪权老人的名字。1986年父亲临去世时，一再嘱咐我们，有机会一定要到遵义去看望孔宪权老人家。这次来遵义，虽然孔老早已辞世，但看到你们，也终于了却了老人家的心愿。听说孔家还保存有黄克诚大将的亲笔书信，黄梅非常高兴，因为黄克诚在世时并未留下一件手迹，就请孔家复印一份给她珍藏。孔家将黄克诚大将的信复印了一份，带上遵义的土特产，专程赴京送给了黄梅。黄梅也向孔家赠送了礼品：一本《黄克诚自述》，一枚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五十周年印有黄克诚大将头像的纪念邮封。

注释：

①引自朱存福《老红军孔宪权》

②引自美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纽约日报》原副主编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所撰的名著《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

③刘志开、郑德义、江光慧、石祥 《革命老区新变化之六 ——记我县革命老区乡镇岚头镇》

参考书目：

1、黄克诚《我对长征的回忆》

2、孔宪权《四渡赤水的回顾》

3、孔宪权《大战娄山关》

4、费侃如《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历史回顾》

5、李贵生 、程建强 、韩洁《一位老红军的传奇》 载《遵义晚报》2006年8月17日

6、哈里森•索尔伯兹里《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